中秋节放假安排法定放假几天（中秋节放假安排通知（放假几天））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的55名制宪代表来自各州，不仅有国会议员、州议员，还有州长、法官、律师和军人等许多利益集团的代表。

对农村和城市的合作经济，应该回到《论粮食税》之前的列宁的思想，即将合作经济作为私营性质的、一种有机的市场经济成分，合作社本身是一种私法单位、而不是负有公共使命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21]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现在又同时成为了意识形态。

[10] 这是货币制度对于近代财产权制度的形成，对于近代财产制度所蕴含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分化的决定性作用。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对公共财产重新进行法律分类。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府权力逐渐退出农村领域，集体所有制的产权不明晰的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与此相反，经过修正之后的现行宪法，其经济制度、财产权和政治制度的规范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的矛盾，既超过了从前中国宪法中的矛盾，也超过了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秩序的矛盾，因而不可能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加以敉平。[46][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小资产者或者小农乃至地主阶级的财产并不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即使因为存在剥削因而必须被剥夺，也应该最后交还给具体的被剥削者而不是全社会。所以马克思说，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是保证其始终能够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需要，这是我们与三权分立体制的一个重要区别。

对银行的歧视性招聘广告，应聘者完全可以向上级人民银行或者同级人民政府部门提出检举、控告，要求其撤销这一身高歧视性广告即可以了(而据媒体报道，蒋韬未及起诉银行即撤销其带有歧视性的广告了)，又何以要舍近求远，绕道提起所谓宪法诉讼呢?再说那个孙志刚案以及最近又被炒作起来的洛阳法院审查撤销省级地方性法规案，就是纯粹的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问题，根本谈不上什么违宪审查。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如果违宪审查问题的热烈讨论者确实是持这个估计的话，那么笔者又要不幸地认为，这个估计恐怕是很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我国法制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或者说是主要矛盾不是违宪问题，而是违法问题。我们对违宪审查制度的种种设想和考虑，都不外乎是将国外的几种违宪审查方式介绍对比一下，然后对中国应当实行哪种方式作一种浅层的背景分析，进而提出一种直观的取舍性建议。这句名言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是适用的。

3.在我国政权体制的架构中，人民法院不具有适用宪法审理案件的权威。所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也是违法问题而不是违宪问题。

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从来都是见仁见智。人民法院的职责就是以审判活动专司法制统一于法律的工作。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有关国家机构的规定，在政权体制的架构中，国家机构的先后排名顺序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宪法在国家机构一章的最后一节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出规定，地方组织法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没有作出规定。5.适用宪法、实施违宪审查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遵循什么样的程序等问题，我们目前并没有研究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适用宪法是比适用法律更为重大、更为复杂、更为严肃的事情，对法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具有更高的要求。

5.花主要精力解决违法问题是解决违宪问题的必经之路。看来，对违宪审查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正是方兴未艾。第二个层级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一段时间以来，违宪审查成为宪法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最热点问题。

我国的权力机关分两个层级：一个层级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官员和国家机构没有政治道德，再完美的宪法也约束不了他，违宪问题一定会大量发生。

在西方有一句名言，叫做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违宪审查 合宪性审查 。

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关于国家机构先后顺序的规定，实际反映了各个国家机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实际上，在现行的体制和实际情况下，人民法院是不能依据宪法行使审判权的，它根本不可能成为宪法诉讼的主角。同时，当前司法腐败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法院审判公正与效率的目标没有达到，个别法官的胆子很大，执法犯法的现象并不少见，可以说，法院适用法律的情况还远不如人意。现在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喊得很热的口号，一谈依德治国，要求官员用道德约束自己，就容易被人指责为宣扬人治。而违宪问题一般都是重大问题，如果一下子由人民法院来解决违宪问题，恐怕与传统做法和现行的相关制度不相符。2.人民法院没有宪法解释权，也不可以有宪法解释权。

这个排名顺序基本反映了人民法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居于国家政权体制的核心地位，行使国家立法权，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领导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6.已有的所谓违宪审查案例实际上都是违法问题，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找到解决途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出现违宪行为的可能性，但是，为了防止和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宪法在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同时，还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

如果把这些法定的措施都充分利用起来，违宪问题是一定会得到有效解决的。政治道德是比宪法和法律更为重要的问题。

二是违宪与违法孰轻孰重，究竟是违宪属于最大的违法还是违法属于最大的违宪。而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如果连违法问题都没有能力予以妥善处理，就更不能指望它去处理更为复杂的违宪问题了。这些情况表明，学术界对宪法的准确含义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正如前文所述，现在法制建设中最致命的问题是违法问题。

在搞清楚宪法是什么以后，紧接着需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违宪问题，就象在弄清楚刑法就是惩罚犯罪的法律这一概念后，就要研究什么是犯罪或者说犯罪构成一样。人民法院审理各类案件的最终依据是法律而不是宪法，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法律审理案件。

3.借助于政治协商、内部消化途径，解决违宪问题。这么多年的实践也表明，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各项职权的行使都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谨慎和认真地进行的。

而且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下，人民法院这个机构及其组成人员本身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在这样的体制中，人民法院怎么有权去审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是否违宪呢? 4.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人民法院并不是各种纠纷的最终裁判者，由它来解决违宪问题并不合适。因为人民法院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的一个重要机构或者一个方面，而不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万能机构和最终裁判者。

法院的职责是把严格依法审判的工作做好，如果法院处理法律问题都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再让它来处理违宪问题，人们有理由担心，那可能会出现比违宪问题更大的问题。实践中，司法机关的一些司法解释或者某些自主进行的司法改革行为超越了宪法规定的权限，但是，这些超越宪法、违背宪法的行为实际上首先也是对相关法律的违反，即既是对宪法的违反也是对法律的违反，因此，与其说它们是违宪行为倒不如说是违法行为。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而党法党规特别是党章就是党员干部的宪法，一个党员干部要遵守宪法首先就必须遵守党法党规，对一个连党章等党法党规都不能遵守的人，也不可能要求他去遵守宪法。问题的弊端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来，很典型的就是，我们由痛悔当年的无法可依到很短的时间内制定了大量的法，以为制定了各个门类的法就是依法治国了，但蓦然回首，才发现许多用心良苦的法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

而实际上，即使是最讲法治的资产阶级国家，也是十分重视官员及国家机构的政治道德，对于政治道德和宪法、法律的关系，密尔在上百年前就有过精辟论述：有关宪政道德的问题，其实际重要性并不亚于有关宪法本身的问题。但是，审查或者诉讼实际就是一种公开对抗、非此即彼、正面冲突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违宪问题是否符合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权体制内部的工作特点需要慎重研究。

实践证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十分谨慎和认真地行使自己的各项职权的，没有出现什么违宪情况，涉及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现行的体制也能够予以妥善解决。有的人认为没有宪法解释权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赋予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以使其具有适用宪法的权力。

而在国家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同一层级各个国家机构、党的领导人以及政协方面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一般是：党的领导人、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人民政府的首长、人民政协的领导人、人民法院的领导人、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人。在宪法修改的过程中，各方面讨论违宪审查制度的热情也十分高涨。